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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我拜访了一位多年不见的表弟。听说他创业成功。我很为他高兴。但是，深谈之后，才发现，他过得很糟糕。
他十多年以前开始创业。现在，摊子铺得不小，但是，生意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赚钱很少，一屁股负债。四十岁刚过，他大腹便便，满脸沧桑。一年工作365天，应酬365天，他岂能容光焕发吗？我同行的一位外国人问，"你暑假，在哪里过的？"
我的亲戚一脸苦相。我不知道该把他当英雄，还是当牺牲品。
他约我们一起吃晚饭，我才发现，我们是他当晚的第二批客人，隔壁还有个包间。差不多晚上九点钟，他醉熏熏，过来跟我们"交谈"，"非常抱歉。今天政府人员来视察。我们争取获得 xx 称号，有补贴"。
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在中国做生意，审批很少，监管很少。那是中国腾飞的年代。现在，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做事，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审批监督。大家都疲于奔命，哪有创意，哪有时间真的管理企业，服务客户？如何跟外国人竞争？
不要老是抱怨政府或者官员。咱们公众才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人（官民都是如此）特别喜欢审批和监管。每次遇到一件事，大家就异口同声："加强监管！"。每次遇到经济不振，大家唯一想到的就是双降（降息，降准）。你看看，市场利率不降反升。为什么？
因为风险溢价在上升。市场利率等于基准利率加上风险溢价。结果，只有特权企业能够得到降息的好处，但是绝大多数企业的资金成本越来越高。我还是那句老话，有人用了便宜的钱，就必须有人买单。就那么简单。
如果双降能够致富，世界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穷国？
谁也不愿意做最困难的事情：减税。特别是减少审批，减少给领导的送往引来。很多中国企业家的需求其实非常原始（低层次）：多点时间睡觉，多点时间跟家人一起吃顿晚饭。
我猜，减少一个审批环节（盖图章）的好处，就相当于一个双降，比人民币贬值的好处大多了。
( 世界银行把减税，减少审批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等等叫做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s"。美国人把它叫"里根经济学"，或者"供给学派改革"。 我把它叫常识。 ）
他十多年以前开始创业。现在，摊子铺得不小，但是，生意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赚钱很少，一屁股负债。四十岁刚过，他大腹便便，满脸沧桑。一年工作365天，应酬365天，他岂能容光焕发吗？我同行的一位外国人问，"你暑假，在哪里过的？"
我的亲戚一脸苦相。我不知道该把他当英雄，还是当牺牲品。
他约我们一起吃晚饭，我才发现，我们是他当晚的第二批客人，隔壁还有个包间。差不多晚上九点钟，他醉熏熏，过来跟我们"交谈"，"非常抱歉。今天政府人员来视察。我们争取获得 xx 称号，有补贴"。
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在中国做生意，审批很少，监管很少。那是中国腾飞的年代。现在，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做事，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审批监督。大家都疲于奔命，哪有创意，哪有时间真的管理企业，服务客户？如何跟外国人竞争？
不要老是抱怨政府或者官员。咱们公众才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人（官民都是如此）特别喜欢审批和监管。每次遇到一件事，大家就异口同声："加强监管！"。每次遇到经济不振，大家唯一想到的就是双降（降息，降准）。你看看，市场利率不降反升。为什么？
因为风险溢价在上升。市场利率等于基准利率加上风险溢价。结果，只有特权企业能够得到降息的好处，但是绝大多数企业的资金成本越来越高。我还是那句老话，有人用了便宜的钱，就必须有人买单。就那么简单。
如果双降能够致富，世界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穷国？
谁也不愿意做最困难的事情：减税。特别是减少审批，减少给领导的送往引来。很多中国企业家的需求其实非常原始（低层次）：多点时间睡觉，多点时间跟家人一起吃顿晚饭。
我猜，减少一个审批环节（盖图章）的好处，就相当于一个双降，比人民币贬值的好处大多了。
( 世界银行把减税，减少审批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等等叫做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s"。美国人把它叫"里根经济学"，或者"供给学派改革"。 我把它叫常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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