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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到武汉上大学。我一无所知,在大学四年所学也很少。我反复听到的,也是唯一能够记住的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1983年我到北京五道口读研究生,所学也非常有限。我能记住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四年前,我应聘担任了某大学的兼职教授。但是,我既不敢声张,也从来没有去过该校(当然,我从没领过一分钱)。原因是,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生怕误人子弟。最近,学校让我续约,我坚决不受。

1991-94年,我在堪培拉大学担任了三年讲师。虽然是终身教职,很多人羡慕,但是,我知道自己不胜任。于是1994年,辞掉了,来香港打工。

当我看到咱们的媒体(官媒社交媒体官员讲话)讨论经济问题(含证券市场)时暴露出来的文革成分,和愚昧无知,我感到脸红。这就是咱们的国情。这也就是咱们教育界的挑战。

在文科,官大被当成学问大。官大成了知识渊博和正确的同义词。他们纷纷被授予这个那个学位,还当上"博导"。教育界的有些人同流合污,很可惜。巴结官员,向上爬,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错误。可是咱们能否保留一点清高?

很多研究成果在国外已经被发表。但是由于中国对图书,和报纸进口的限制,咱们的师生和实业界完全不知道。这也是闭关锁国, 这也是自残。咱们有些官员因为知识太差沦为海内外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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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化桥

张化桥

1392篇文章 2年前更新

香港慢牛投资公司董事长。瑞士银行11年 (研究主管/投行副主管)。86-89年任职人行总行。五年(2001-05)"机构投资者"杂志评选的中国分析师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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