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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到武汉上大学。我一无所知，在大学四年所学也很少。我反复听到的，也是唯一能够记住的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1983年我到北京五道口读研究生，所学也非常有限。我能记住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
四年前，我应聘担任了某大学的兼职教授。但是，我既不敢声张，也从来没有去过该校（当然，我从没领过一分钱）。原因是，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生怕误人子弟。最近，学校让我续约，我坚决不受。
1991－94年，我在堪培拉大学担任了三年讲师。虽然是终身教职，很多人羡慕，但是，我知道自己不胜任。于是1994年，我辞掉了，来香港打工。
当我看到咱们的媒体（官媒，社交媒体和官员讲话）讨论经济问题（含证券市场）时暴露出来的文革成分，和愚昧无知，我感到脸红。这就是咱们的国情。这也就是咱们教育界的挑战。
在文科，官大被当成学问大。官大成了知识渊博和正确的同义词。他们纷纷被授予这个那个学位，还当上"博导"。教育界的有些人同流合污，很可惜。巴结官员，向上爬，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错误。可是咱们能否多保留一点清高？
很多研究成果在国外已经被发表。但是由于中国对图书，和报纸进口的限制，咱们的师生和实业界完全不知道。这也是闭关锁国, 这也是自残。咱们有些官员因为知识太差，沦为海内外笑柄。
四年前，我应聘担任了某大学的兼职教授。但是，我既不敢声张，也从来没有去过该校（当然，我从没领过一分钱）。原因是，我知道自己才疏学浅，生怕误人子弟。最近，学校让我续约，我坚决不受。
1991－94年，我在堪培拉大学担任了三年讲师。虽然是终身教职，很多人羡慕，但是，我知道自己不胜任。于是1994年，我辞掉了，来香港打工。
当我看到咱们的媒体（官媒，社交媒体和官员讲话）讨论经济问题（含证券市场）时暴露出来的文革成分，和愚昧无知，我感到脸红。这就是咱们的国情。这也就是咱们教育界的挑战。
在文科，官大被当成学问大。官大成了知识渊博和正确的同义词。他们纷纷被授予这个那个学位，还当上"博导"。教育界的有些人同流合污，很可惜。巴结官员，向上爬，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错误。可是咱们能否多保留一点清高？
很多研究成果在国外已经被发表。但是由于中国对图书，和报纸进口的限制，咱们的师生和实业界完全不知道。这也是闭关锁国, 这也是自残。咱们有些官员因为知识太差，沦为海内外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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