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在汇丰银行当中国研究部主管。我每天都出版一个关于经济、市场、股票的小报告叫 China Matters。有一天，我说，政府8%的GDP增长目标可能难实现，因为发大水。

董事长John Bond 发火，说，“朱RJ 告诉我，8%绝无问题”。

于是，我的顶头上司跟我说，“政府预测多少，就是多少”。

我一个堂堂的独立分析师，当然不理他们那些行政管理人员。但是我知道他们心里窝火。

年底，财政部发“扬基债” Yankee bonds, 我又写了一个评论，讲这是一个双输行动, a lose-lose proposition, 本不需要外汇，用那么高的利率发债，再投资于低利率的美国国债，何苦？建立一个外债的收益曲线，yield curve, 完全是瞎说。各大报纸也都登了。

打那以后，我就明白了，行政干部比技术干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