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央行派我去北京语言学院参加了英语强化训练。结业时，外交部某副处长来跟学员们讲出国留学的注意事项。多数内容我都忘了，不过，我记住了两条。一是西方国家有物质文明，中国有精神文明。二是中国人在国外要不卑不亢。

到了澳洲的第一个星期，国立大学安排我和同行的王志刚（化名）去诊所打疫苗。他先一步进去。护士把帘子一拉，说，“脱衣服吧”，就离开了。等她回来时，王志刚一丝不挂，站着。护士大惊：“你这是干什么”？

他很狼狈地跟我说，“我怕她以为我们中国人没见过世面，不敢脱。我们不卑不亢嘛。可是我今天真的出了洋相。”

起初几年，我们还出过很多其它的洋相。我不讲了。1990年，我还在读书时，申请了联邦政府劳动部（DEET) 的一个经济师工作。虽然我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包括语言和对澳洲经济的理解，而且我当时还持着中国公务护照，不够资格申请澳洲公务员的职位。但负责招聘的处长Assistant Secretary 正好是公务员工会的主席。我不认识他，但他专门帮我去跑各种程序、批准，一定要招聘我。我干了半年。后来，我在不熟悉录用要求的情况下，又申请了堪培拉大学的一个终身教职，又获得校方录用，而且还破了一些规定（比如，只有公民和永久居民才能申请）。

那个时候，虽然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很多。但是大家经常受到各方（包括教会）的照顾。我们的津贴总额甚至超过当地大学毕业生的年薪。当然，我们也遇到过一些不友善的当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