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香港依然是一个自由社会

• 国家安全法恢复了社会稳定，也恢复了被暴力所压制的种种自由

• 香港依然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和法制的社会。其独立的司法体系深植于普通法的传统之中

单伟建

发布时间：2020年10月20日上午1:00

国家安全法于6月30日在香港生效，一时倍受争议，不少国际和香港的媒体大加抨击，甚至预言香港从此失去自由，外国企业和外资会因此大量外流。一位日本的高管告诉我，日本的一些头条新闻宣称“香港已死”。

其实当时的猜测和辩论都是无谓的，因为无法改变既定事实，而时间才能证明一切。至今国安法生效一百多天了，结果如何呢？

香港依然是一个开放、自由和法制的社会。尽管它不是民主体制，但今天的香港市民享有比英国殖民统治下更多的政治权利，而且，如果北京重新提出2015年被反对党否决的普选方案（请参阅本人去年发表在英国Financial Times上的文章），那么香港仍然有可能成为民主体制。

很多人认为，美国是自由社会的灯塔，其实香港比美国更为开放。

譬如，美国和许多其它国家的公民无须签证就可以进入香港，而且只要有工作的机会，无论是哪个专业，当厨师也好，还是搞艺术，或是做投资银行，外国人就可以拿到工作签证。

相比之下，港人去美国需要签证，如果想到华尔街工作，几乎就是做梦。

美国征收进口税，而香港是零关税。

我不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富裕社会比香港还开放。

香港言论自由。我在美国和香港都出版书籍，并且在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在美国写文章，自我意识要“政治正确”，对于种族、性别、宗教的问题尤其要敏感，而在香港完全没有此等顾虑。

港人敢不敢批评香港政府或是北京？非但敢，而且天天都在批，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或中文报纸《苹果日报》更是连篇累牍。

英国人留给香港最好的遗产就是植根于普通法传统中的独立的司法体制。这个法律体系根深蒂固，乃至时至今日，法官和律师们出庭的时候头上还顶着可笑的扑了粉的假发。在香港最高法院（终审院）的22名法官中，有16名是外国公民，其中14名来自英联邦国家的非华裔的法官。最近香港新聘请的终审法官同时兼任英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

去年暴乱的时候，有人批评香港的法官，认为他们对于暴徒量刑过轻，甚至提出香港不应该允许外籍法官。这些意见有失偏颇。法官的职业操守要求他们没有政治倾向，依法量刑，和中国人不同的是，外籍法官六亲不认，不讲情面，可能更为公允。

香港在去年下半年陷入动荡之中，使港人享有的自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破坏。最初的和平示威是反对引渡法，该法被撤回之后，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骚乱，导致香港经济大规模瘫痪。

暴徒任意殴打和伤害对他们表示异议甚至仅仅是说了普通话的人，造成死伤。他们冲击捣毁立法院。美心餐饮集团经营的许多餐馆，包括星巴克在当地的多家分店，都遭到破坏，只是因为该集团创始人的女儿有勇气公开说暴徒们不代表香港。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一个国际会议上说，骚乱者并不是要解决香港的问题，而是要羞辱和推翻政府。因此，星展银行在香港的一家分行遭到破坏。

中国银行190多家的分行中有100多家被捣烂或烧毁。英国汇丰银行因为关闭了与暴乱者有关的一个银行账户也遭到了破坏。

受损的机构，敢怒而不敢言。一家美国银行的雇员，在银行的大门外受到骚扰，他仅仅用普通话说了一句“我们都是中国人”，就遭到殴打。而受害的机构一言不发。恐惧使他们集体噤声。

当那些自称要“解放香港、时代革命”的暴徒剥夺了其他所有人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的权利时，他们根本不是自由斗士，而是恐怖分子。

暴乱不仅是侵犯人权和破坏财产，而且对于香港及其老百姓造成极大的伤害，直接导致香港的经济在2019年下半年陷入衰退。旅游业是香港经济的最主要支柱，去年下半年旅游人数下降了39.1%，而大陆游客的数量下降了40.8％。

国家安全法结束了这一恐怖统治。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香港有法律义务制定国家安全法。同样根据基本法，全国人大亦有权为香港制定国安法。但是北京一直很耐心，等待香港自己立法，直到香港的安全局势明显变得岌岌可危，才正式在香港颁布了国家安全法。颁布之后，香港恢复了社会的稳定，在暴乱期间受到压制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得以恢复。

国安法禁止分裂国家、颠覆、恐怖主义和与外国势力勾结。世界上所有的自由社会都有类似的法律。譬如，叛国和煽动叛乱在美国就是犯罪。

港人深切关心自己享有的自由，理所当然地担心这些自由会被剥夺。有人害怕一言一行都可能触犯国安法，担心国安法缺少细节，可能给政府滥用留下余地。譬如我要是批评政府无能，认为民主对香港有利，政府会不会认为我触犯了国安法，而把我送到内地去受审？

不会。因为这根本不是香港法律制度的运作方式。国安法的执行并不独立于普通法现有的法律框架，也不独立于现有的司法系统。在这个框架和系统当中，只有法官才能判定是否构成犯罪。在普通法传统中，法律是建立在延续数百年的法律原则和判例基础之上的，通常没有成文法，但并不说明法律不严谨。

于1215年确立了“无代表权即无赋税责任”原则的《大宪章》不过写在一张羊皮上。英国甚至没有书面宪法。然而，法律的原则和过去的案例填补了成文法的空白，使法官没有随意发挥的余地。

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的几年中，许多人担心香港将不再是一个自由社会而移民海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后来证明这种担心多余了。如今，香港有30万加拿大公民，10万澳大利亚公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返回的香港人。

国家安全法不会消失。香港将继续是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对于抱有疑虑的人，时间会证明一切。

单伟建是太盟投资集团（PAG）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太盟是一家专注于亚洲的领先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他曾是私人股权投资公司TPG的合伙人，以及TPG 亚洲（之前称为新桥资本）的管理合伙人。此前，他曾是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的董事总经理，也担任过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他是畅销书《走出戈壁》、 Out of the Gobi以及Money Games的作者，也时常在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以及英国的《金融时报》等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